“贞观之治”时期全国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开元二十年全国民户数为七百八十万户) 。而“仁宗盛治”达到了一千二百多万户 。因此，包拯得出的结论是：“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 。”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宋朝“太平之极也！”大文学家曾巩自豪的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
再来看看税收 。北宋叶水心在《应诏条奏财总论》说：“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 。”一再倍就是四倍 。南宋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 。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 。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 。”宋太宗时，一年税收货币岁入数是唐朝最多货币岁入时的两倍，到宋仁宗时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
其实，唐朝极盛时最高的货币岁入只有二百万缗 。而仁宗庆历年间，最高时货币收入达到四千四百万缗 。两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时，最高的商税是两千二百万缗 。仅商税货币收入就是“开元盛世”的全部货币收入十倍以上 。唐朝前期每年货币岁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业不发达，大部分税收来自农业，以实物税赋为主 。
所以曾巩说：“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 。皇祐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 。……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 。”可以断定，无论怎么比，“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的税收数额加起来也不如“仁宗盛治” 。
宋仁宗赵祯亲政三十多年，真正实现了有别于强汉盛唐，而又无以伦比的“仁宗时代” 。当时，北宋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 。”的政策，尤其仁宗时期，税赋相当轻 。宋人崔伯易在《感山赋》中曾说：“以皇祐之版书，较景德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 。”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税收的却减少了 。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 。太宗时期，宋朝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增加竟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 。由此可见，仁宗时期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了商业社会 。所以，有美国学者在《东亚：传统与变迁》中感慨：“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 。”
宋人陈师锡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 。……以致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
【历史上大宋“仁宗盛治”为何能秒杀大唐盛世？】令人遗憾的是，“仁宗盛治”的历史经验并没引起后人的高度重视，反而把宋朝定格为积贫积弱，从而忽视了“仁宗盛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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