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过河拆桥，印度就能超越中国？( 二 ) _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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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印度拆桥的故事，可以从小米讲起。
2014年，小米第一次进入印度。当时印度已是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市场，竞争惨烈早已成红海。
为了在当地扎稳脚跟，小米第二年就拉来富士康，在印度投资35亿美元设立了生产线，随后双方合作建立的生产线落成投产。
2015年8月，小米在印度发布的红米手机2增强版，就是由富士康印度工厂代工生产。
2020年，全球疫情导致供应链“宕机”，小米不辞辛苦找来三家新的合作伙伴——比亚迪、DBG和Radiant，共同在印度建厂和生产小米设备。
截至目前，小米在印度已经拥有7家制造工厂， 3/4的手机零部件做到了本土化，小米在印度销售的手机中，99%都在印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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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做到这种程度，小米应当称得上印度制造业的“功臣” 。
结果谁也没想到，当印度的电子产业成熟后，却选择第一个拿它来“祭天” 。
2022年1月份，印度财政部以“非法汇款给外国实体”为由，向小米出5.6亿的天价税单。
4个月后，印度执法当局再次发难，扣押了小米集团存在印度的555亿卢比存款，约合48亿人民币。
5月，印度执法局扣押小米7.25亿美元现金，理由为不当转移资金。
要知道自从小米进入印度以来，利润最高的一年也不过3亿多元，假如这些钱全被扣押，也就意味着他们多年来的积蓄就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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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通讯电子领域。

1999年夏天，华为在印度的班加罗尔成了“印度华为研究所” 。当时这个研究所的成立是有些争议的，一些被派驻印度的华为员工认为，公司在印度设立研究所有些得不偿失。
然而任正非有自己的考虑：印度拥有大量通过CMM认证的软件企业，华为在印度设立研究所．有助于吸收这些优秀人才的加入。
所谓CMM，就是把软件开发过程的成熟度由低到高分为五级，等级越高，表明该企业软件开发失败风险越低、整体开发时间越短，并能减少开发成本、降低错误发生率、提高产品质量。
两年后，华为在印度正式成立了研发中心，并解决了一千名人才的就业问题。“印度研发中心”成为华为在国外最大的研发中心。
换句话说，富士康进到印度让印度蓝领有工可打，印度华为研究所则是给印度白领甚至金领提供一个更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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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证明，华为真的是在帮印度培养人才。
2003年，华为印度研究所就已经正式通过了CMM五级认证，标志着华为在CMM战略实施上再次取得重大进展，已经搭建出完善的人才梯队梯队。
2007年，华为在CDMA市场最大的突破，又是出自于华为印度研究所。
该年年中，华为连续与印度两大主要CDMA运营商、位列全球十大CDMA运营商中的Reliance和TATA签署了设备合同，金额接近3亿美元，由其承揽的基站覆盖面积超过印度国土的一半。
当然这种合作是双赢的，印度也一度是华为的主要海外市场之一。此前，有数据显示，2014年到2018年财年，华为在当地的营业收入从不到2.5亿美元上涨到大概12亿美元；而公开数据更是显示，在2018-2019财年中，华为在印度的净利润指标就达到5.2亿人民币。
2018年，华为又承诺将在3年内，投资1亿美元生产手机，并开设1000家品牌门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