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苏轼被贬黄州并走上贬谪之路的乌台诗案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救了苏轼?( 二 ) _之路

污点诗词爆出来后，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联名上奏，在神宗面前历数苏轼四大罪状：身无学术却滥竽充数，急于提拔而依附权贵，圣上待其宽容却拒不领情，以诗诽谤朝廷大政实属叛逆。是叛逆！杀了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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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知州府中，一向淡定的苏轼变得有些慌乱，收到苏辙的信件后，他立即告病请假，由湖州通判祖无颇暂且署理州事。没过几日，朝廷钦差皇甫遵抵达湖州知州府衙。大难临头，苏轼手足无措，主要是搞不清到底犯了什么罪、罪有多严重，心里没底就很慌，竟然慌到不敢面见钦差。通判祖无颇劝道：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
苏轼一听，就准备出去。祖无颇连忙提示：大人，官服官服！苏轼摆了摆手：有罪在身，不可穿朝服。祖无颇又说：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于是，苏轼穿上官服官靴，出门面见钦差。苏轼见皇甫遵不说话，气氛有些尴尬，只得认罪说：苏轼近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一听苏轼这话，赶忙回道：老兄，淡定淡定，不至于此，你想得太严重了。皇甫遵随即让随从宣读圣旨，原来圣旨只不过是苏轼“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划重点，苏轼必须立即启程，不得有误。为何这么急！看来罪过还是很重。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苏轼两次头脑发热，想跳水自杀，可反过来一想，自己这一头雾水地死了，万一牵涉到弟弟苏辙还有众多好友，实在有些不义气。
在接到苏辙的书信后，苏轼已经提前烧了许多与友人的书信和手稿，想必朝廷再派人搜查诗作、书信和公文时，估计翻不出什么花样了。苏轼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幸亏早点销毁了证据，若是再找到更多所谓诽谤朝廷的“证据”，那可真就罪孽深远了。其实，苏轼的罪过已让宋神宗格外生气。到京后，苏轼随即被关押到御史台。由于御史台园中种了许多柏树，时常引来成百上千的乌鸦在这里栖息。时间一长，御史台就被称为“乌台”，苏轼犯事也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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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期间，苏轼无奈认罪，供出某些诗作中，确有诽谤新政的意味。为什么叫“无奈”？这是一个心机深不深的问题。苏大文豪填词在行，耍心眼可差得远，御史台这帮属狐狸的东问西问，从天气好不好问到吃了吗，从吃了吗问到地方百姓生存状况，从生存状况问到对青苗法的评价，很快就把苏轼套进去了。
诽谤新政，就是公开和朝廷叫板，这样的罪过并不轻。这一点，苏轼心里很清楚，在御史台的关押地，他有些看不到希望，更不奢望有人搭救。当然，没人搭救是不可能的。只不过真正在“乌台诗案”中对挽救苏轼起到关键作用的，竟然是苏轼的两大政敌，变法派前后两大领袖——王安石、章惇。“乌台诗案”初起时，王安石已罢相，闲居金陵。当他听闻此事后，颇感惊异，虽然苏轼属于保守派，可王安石并未因政见不同袖手旁观。
很快，王安石就给神宗写了一封信，信中最为关键处，是这样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这是一句能顶一万句的话。他没有从搭救苏轼的角度说事，而是站在神宗的角度去评价问题。这是盛世，您是圣君，您可不能做杀才士这种事情啊！对您的名声不好。
这句话，基本点醒了神宗，才士是不能杀的，而且曹太后临终前还曾特意嘱咐神宗：“仁宗皇帝在世时，常以科举纳入苏轼、苏辙两兄弟颇感欣慰，以为‘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听说苏轼因几首诗作吃了官司，估计是被仇家恶意中伤所致，你可不能因为几句诗文就对他过于苛刻。”至此，苏轼基本性命无忧，何时能放出来？就要看与苏轼一生相爱相杀的好友、政敌、对手章惇的出手援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