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纳哥比较有名的文学家 非洲也有文学塔依卜( 三 )


非洲的精神废墟
赛义徳被判处七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流转世界各地,回到苏丹,在尼罗河旁边一个平静的村庄 , 娶妻生子 。最后,在一场暴雨中命丧尼罗河 。从大体情节上看 , 小说故事与作者塔依卜本人的生平间,有一种显然的呼应 。

摩纳哥比较有名的文学家 非洲也有文学塔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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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北方的时节》,【苏丹】塔依卜·萨利赫/著 张甲民/译 , 华文出版社2017年
1929年,塔依卜·萨利赫生于苏丹北部马拉维镇一个穷苦家庭 。凭借着出色的学习能力,塔依卜在戈登学院和喀土穆大学完成学业之后 , 于1953年移居英国,并在牛津大学深造 。据说在英国,塔依卜也曾与一位苏格兰女士成婚 , 并育有子女 。在生命后期 , 他又在欧洲和阿拉伯各国流连多年 。某种意义上,《移居北方的时节》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自传色彩 。作为一个非洲知识分子,即便主动迁徙至西方,在文化心理上仍带着一种流亡之感 。这种关于文化间性的身心纠葛 , 贯穿了小说始终 。除却赛义徳黑硕的肌肉之下那颗被历史风雨拍打的心灵,实际上,小说叙事者“我”是另一名曾留学于英国的苏丹知识分子 。准确地说,属于赛义徳之后的一批 。由于“我”对同类人物天然的敏感 , 回乡后在人群中注意到了他;而他在一次酒后失言朗诵了一首英文诗,暴露了身份 。但是在小说中,赛义徳的故事并不是一下子从他口中倒出来的 。随着叙述,赛义徳的故事像一个破碎的花瓶 , 经由“我”的反复追溯才得以复原 。在复原的过程中,“我”见证了这一时代苏丹乃至非洲社会令人痛心的方方面面 。我时常走在村庄的黑暗中反问自己:“穆斯塔法·赛义徳其实并无其人,他不过是个虚无缥缈的化身,或者是一种虚幻,一种梦幻,或者他本来就是一个魔影……”赛义徳在此氛围化了 , 像萦绕的梦境一样成为“我”意识内容中的一部分 。于是,两代苏丹知识分子在此相遇 。塔依卜有意引发一种“我”与赛义徳之间精神上的互文:同为本土知识分子,面对着同样的绝望,同为“历史中间物” 。
如果说赛义徳的情欲建基于漫长的殖民史,那于“我”而言,问题则是独立后的苏丹何去何从 。留学时“我”就踌躇满志,像宣誓一样说要保护本民族的特色,表达建设国家的信心 。后来“我”回到苏丹,就职于首都喀土穆的教育部 。可就在任职期间,“我”才看到那些非洲领导人的可鄙嘴脸 。当生活在乡村的农民抱怨孩子上学每天得奔波好几公里路时 , 这些非洲的新贵们,以共同研讨切磋教育的名义斥资一百多万磅修筑起一座独立宫殿 。他们“脸上油光锃亮,嘴巴大如豺狼”,其中一个部长在演讲中堂而皇之地说:“每个受教育者今天都想住舒服的办公室,住有空调设备的花园洋房,坐美国造的汽车,来来往往在大街上奔驰 。我们如果不把这种痼疾连根铲除的话,那就会在我们身边出现一个和我们的生活现实水火不相容的资产阶级 。”其发言令人乍舌 , 只差主张非洲人应该永远去做苦力了 。而该部长自己 , 每年都要去瑞士的别墅避暑,“饱食终日和玩弄女人” 。原来,非洲统治者不见得比殖民者好多少,掌权者的贪腐像汹期的尼罗河般泛滥 。
动荡的时局中,政治人物轮番粉墨登场 。当革命者以“人民”的名义燃起火把叫嚣时,他们心里盘算的是掌权后可攫取的利润 。在失望的时刻,“我”的目光转向了这片土地,尤其是土地上像“我”爷爷这样的人 。在“我”眼里 , 爷爷宛如一棵苏丹本地皮厚尖刺的沙棘,几十年如一日地顽强生活 。不论瘟疫流行、饥馑频发还是战祸四起 , 爷爷似乎都不为外界所动 。他年近百岁,每天还蹦上蹦下地骑驴子,天还未亮就赶去清真寺做礼拜:一个铜质的小净罐 , 一张虎皮拜毯,一串檀香木的念珠,一个在岁月的长河中让人暗暗惊奇的老人形象 。从寄希望一个独立的国家,到叹服于默默无名的普通苏丹人,相当于从民族国家转向本土文化 。那么,“我”精神的依归在此是否找到了一个落脚点?答案是否定的 。非洲农村生活表面的自足稳定性背后,是那可怕的思想痼疾 。其中 , 尤以阿拉伯文化主导的男权主义为甚 。小说写道,赛义徳去世后留下的遗孀哈赛娜不幸被年过七十的瓦德·利斯看上 。瓦德·利斯一生色欲熏心,插科打诨,毫不避讳地叫嚷着“哪种乐也大不过交欢的乐” 。他跟哈赛娜的父亲提婚,后者竟答应了 。处于困境中的哈赛娜被迫嫁给瓦德·利斯,但婚后拒绝其近身 。在一个气急败坏的夜晚,瓦德·利斯撕破了哈赛娜的衣服并虐打她,而哈赛娜在反抗中亲手阉割了她的新丈夫,然后自杀 。哈赛娜之死如早有预感的闪电,在“我”心中投下一道阴影 。但是,更让人绝望的则是村民们的反应:他们纷纷咒骂哈赛娜而同情瓦德·利斯,就连爷爷也不例外 。他们把这件事视为村庄的道德污点,当别人问起时个个保持缄默、绝口不提 , 生怕因此败坏名声 。这是一起发生在苏丹村庄的信息封锁和事件埋葬,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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