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歧


王安石变法-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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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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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很多人反对?这是一场新旧党、保守与变革之间的争执 。其中反对变法的头号人物则是司马光 。
【王安石变法-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歧】司马光也不是等闲人物 。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 。
王安石变法-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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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生活简朴,司马光不喜奢靡(闻喜宴独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斗 , 司马光学富五车(著有《资治通鉴》);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马光忧国忧民;王安石勇于任事 , 司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过“三札子”(一论君德,二论御臣 , 三论拣军) 。
可见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 , 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还有一点也很相同,即他们都不是空头理论家,也都不是书呆子 。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时,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来 。
宋仁宗宝元年间,枢密副使庞籍出知并州 , 任司马光为通判 。
当时,河西良田常常为西夏蚕食 , 并构成对河东的威胁 。司马光便建议在麟州筑堡防御,同时招募农民耕种这些良田 。这样,不但无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 , 国家的边防也得到了加强 。种地的农民多了,粮价就会下跌,这又能平抑河东的物价,也免得要从远处运送军粮,正可谓一箭四雕 。
这样一种“屯垦戍边”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比美的 。所以 ,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他们两个相对抗,那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
但这只是就所谓新旧两党的领袖人物而言 。要说他们的“党羽” , 就不成比例了 。
王安石这边多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干将吕惠卿就是 。
吕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养提拔的人,变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担任实际工作,是这个“国家体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务副主任”,以后又和另一个新党重要人物韩绛并为王安石的“哼哈二将” , 时人称韩绛为新法的“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新法的“护法善神” 。
但就是这个吕惠卿,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 , 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烦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 。可惜这个罪名实在太过荒谬,因此王安石罢相以后又恢复了相位 。
吕惠卿贼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写给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 。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不要让皇上知道”(无使上知)的字样 。这是有欺君嫌疑的,比胡风的那些私人信件性质还严重 。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待不下去了,于是辞去官职,并从此告别政坛 。这个吕惠卿,难道不是小人?
旧党这边却是人才济济 。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 , 个个都是重量级人物 。其余如文彦博、韩琦、范纯仁,亦均为一时之选 。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也都是改革派 。
比如枢密使文彦博,就曾与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一起冒死进行过军事制度的改革;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实行过“新政”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
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 。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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