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所说，“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 。”更严重的是吏对“厚禄”并不满足，连王安石也承认：“今吏之禄可谓厚矣 ， 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 。”又据《宋史·孙永传》载：“（神宗）时仓法峻密，庾吏受百钱，则黥为卒，府史亦如之 。神宗又问（永）：‘此法既下，吏尚为奸乎？’对曰：‘强盗罪死，犯者犹众，况配隶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 。’”另一方面，吏给厚禄之后 ， 导致吏人数猛增 。《宋史·苏辙传》载：元丰后，吏额比旧时增加数倍，哲宗命苏辙“量事裁减” 。吏人白中孚解释了吏额猛增的原因：“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 。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事少 。”
这就是“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的奥秘所在 。岂止是吏，高俸政策也同样促使官员人数及财政开支激增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 ， 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仅以“三班员”（供奉官、左右班殿直）而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初仅三百人，真宗天禧间已达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时则多至一万一千余人 。由于官吏队伍不断膨胀 ， 国家财政负担也就日益加重 。
元祐三年（1088年），户部尚书韩忠彦等向哲宗奏报：“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 ， 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就是“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 。至徽宗大观三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库耗竭，以至官俸有难以为继之虞 。正如御史中丞张克公抗言：“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 ， 国用安得不乏！”
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官吏俸禄，提高其物质生活，是必要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段 ， 认为“禄厚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这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 。事实证明，北宋的高俸制并没有“养”出官吏们的廉 。
【北宋官员高薪历代罕有 为何仍未能“养廉”】其实，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质、人格追求决定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 。在同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 。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惶罢咴蚴抢弥叭ǎ? ，弃廉耻而苟得，鬼使神差，志在必贪 。最显著的事例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 。此制目的本在养廉，对此，廉者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宋史·向经传》） 。其泾渭竟是如此分明！质言之，以高俸养廉只能是一种善良的、主观的愿望，而把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看得太简单了 ， 乃至误认为廉与贪是俸禄的多寡“养”成的 。禄厚，终有止境 ， 而贪官赃吏的欲壑则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且贪官赃吏既无人格，何来“自重”！对于本来就没有的品质，岂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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