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时期，饮茶开始被人们赋予节俭、朴素、清廉等社会所崇尚的品质，是养廉的手段之一 。养廉问题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直接关系的 。始自曹丕的九品中正制在晋代日渐完备，该制度巩固了东汉末年开始形成的门阀制 。当时不仅帝王、贵族聚敛成风，一般官吏乃至士人皆以夸豪斗富为美 ， 多效膏粱厚味 。于是 ， 曾担任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御史中丞等职的西晋文学家傅咸疾呼：“窃谓奢侈之费 ， 甚于天灾 。”于是，在晋代社会日渐奢靡的社会背景下 ， 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养廉的问题 。据南朝宋(420—479年）何法盛撰的《晋中兴书》中记载 ， 东晋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晋书》云：纳为礼部尚书) 。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 ， 乃私蓄十数人馔 。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 。俶遂陈盛馔 ， 珍羞毕具 。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 ， 奈何秽吾素业 。’”说明在东晋（317—420年）时，身居吴兴太守的陆纳，不但提倡“以茶待客” ， 而且仅用茶、果招待卫将军谢安，用茶表自身的清廉 。又如 ， 在唐代房玄龄等撰的《晋书》中 ， 还记载着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为扬州牧，性俭 ， 每宴饮，唯下七奠柈茶果而已” 。这进一步表明，晋时上层社会流行“以茶、果宴客”，用以标榜节俭 。这一流行从客观上促进了饮茶的普及 。我们看到，在陆纳、桓温那里，饮茶已不是仅仅为提神、解渴，它开始产生社会功能，成为表示一种精神、情操的手段 。此时，饮茶已不完全是以其自然使用价值为人所用，而且已进入人精神领域 。茶的“文化功能”开始表现出来 。此后，“以茶代酒”，“以茶养廉”，一直成为我国茶人的优良传统 。
两晋时期的饮茶之风还与清谈之风的盛行有着紧密的联系 。魏晋以来，天下骚乱 ， 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谈之风 。最初的清谈家多酒徒 。竹林七贤之类，如阮籍、刘伶等，皆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好酒之人 。酒能使人兴奋，但醉了也会举止失措，胡言乱语 。而茶则可竟日长饮而始终清醒，于是清谈家们从好酒转向好茶 。所以后期的清谈家出现了许多茶人，以茶助清谈之兴 。《世说新语》载：东晋清谈家王濛好饮茶，每有客至必以茶待客，有的士大夫甚以为苦 ， 每欲往王濛家去便云“今日有水厄”，把饮茶看作遭受水灾之苦 。后来,“水厄”二字便成为南方茶人常用的戏语 。《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梁武帝之子萧正德降魏 ， 魏人元乂欲为其设茶，先问:“卿于水厄多少?”这本是问萧正德能喝多少茶水，然而萧正德显然没有听过王濛“水厄”的段子，于是茫然回道：“下官虽生于南方水乡，却不曾遭受过水灾之难 。”引得周围人大笑 。今人邓子琴先生著《中国风俗史》，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而后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故认为“如王衍之终日清谈，必与水浆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当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当尤倡之” 。
唐代陆羽《茶经》引《晋书·艺术传》曰:“敦煌人单道开 ， 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含有紫苏的茶）而已 。”单道开是东晋敦煌人，幼年开始过隐居生活，后习辟谷，“不畏寒暑” 。又于后赵武帝(335—349年）时在河北临漳昭德寺为僧 。期间，单道开在室内坐禅时，曾用饮紫苏茶来防止睡眠，这是佛教与茶结缘的最早文字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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