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临床指南发布或发表后，第一时间对其质量进行评价是关键且必要的，需要对已发布的每一部指南和共识进行评价，公布其质量和排名，避免指南领域里面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这不仅有助于规范医疗行为、提升临床医疗水平 ， 也能够为患者更好享受医疗服务提供参考 。
“如果没有一个客观透明的评价体系，低质量指南就可能误导临床 。”甚至于，陈耀龙认为，从这个层面来说 ， 未经严格评价的指南，不应该被直接应用到临床 。
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实施与知识转化合作中心联合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指南与标准研究中心成立了基于科学性、透明性和适用性的指南评级工作组 ， 通过概况性评价、德尔菲调查、层析分析法和共识会议研发了指南综合评级工具（STAR），目前已建立了37个专科委员会，400余位来自国内的指南制订者、研究者和使用者对不同学科的指南和共识定期开展评价工作 。
陈耀龙介绍称，STAR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用于医疗指南的综合评级系统，STAR数据已经纳入了近2000部医疗指南和共识，可有效协助医务工作者遴选和应用高质量指南和共识 。
指南自身的良莠不齐之外，临床医生在指南的应用上也存在一些乱象 。
陈耀龙说，由于没有强制的监测和约束机制，临床医生在进行诊疗决策时，不一定选择高质量的指南，而是根据个人经验或医药企业资助的共识 。“在是否基于高质量指南开展临床实践这一点上，医院缺乏对医生的考核，主管部门也没有对医院提出明确的要求 。事实上，如果指南执行到位，可避免1/3患者的死亡和降低1/3的医疗成本”
尽管指南质量良莠不齐，但陈耀龙说，没有指南会造成更大的混乱，指南是指导临床实践的灯塔，对于老百姓来说，指南也非常关键，也可以起到患者教育或科普的作用 。
要促进指南的质量的提升和应用 ， 陈耀龙建议，在对医疗质量进行评估时，可加强和细化对遵循高质量指南的相关内容，这样可极大提升指南和最新的证据在临床上的落地 。
指南也有保质期，需要与时俱进
临床诊疗需要高质量的指南，因此，现有低质量的指南需要规范和清理，也需要多方携手，推动更多高质量的医疗指南产生 。
目前 ， 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和科学的指南制订的方法论 。
今年3月15日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上的《中国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指导原则（2022版）》就明确，指南的制订应遵循更加严谨、规范和客观的方法和流程 。
在陈耀龙看来，指南的制订应该是多学科的 。“譬如，针对某种疾病的指南，如果仅由外科医师主导制订，可能会倾向于首先推荐手术治疗；同样 ， 如果仅有内科医生主导制订，可能会倾向于首先推荐内科药物治疗 。缺乏多学科专家参与，就可能会存在专业领域的利益冲突 。”也因此，指南的制订需要邀请临床药学、护理、医技、循证医学专家、卫生经济学专家，甚至患者代表等，共同讨论什么样的诊疗措施才是真正对患者最佳的 。
同时，指南应该基于当前可得的最佳证据 。
以高血压为例，唐金陵认为，制订高血压切点需要的重要科学依据是：抗血压药治疗在一个血压段（如130/80mmHg～140/90mmHg）的人群中是否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病的风险 。如果可以，这个血压段的低端（130/80mmHg）就可以作为高血压的最低点，即高血压的诊断切点 。
但对于美国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至130/80mmHg，唐金陵认为，支持新切点的证据不足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澄也提出，我国高血压人口倍增对于基层慢病防控以及各级医疗机构的压力、医疗卫生支出与获益的卫生经济学分析、被新诊断高血压之后带来的精神心理应激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问题等等，均需要进一步大规模人群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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