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受访专家指出，在中国信通院不存储相关个人信息的情况下 ， 不管其是否构成个人信息处理者，都不用承担删除个人信息的义务 。
程啸指出，这属于个人信息共享的一种方式 。程啸认为，中国信通院虽然没有存储个人信息，但是不等于其没有使用个人信息，“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决定个人信息处理目的和方式的就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如果是行程卡的处理目的和处理方式是由中国信通院决定，那中国信通院就构成个人信息处理者，要遵守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 。具体来说，作为处理者，有停止使用和删掉个人信息的义务 。
运营商是行程卡涉及的另一大主体 。程啸认为，在行程卡即将下架的情况下，运营商应当删除此前因防疫目的而收集的个人信息 。这里应当对以下两种情况进行区分：情况一，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必需时，运营商依法可以不经用户同意就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二，具有合法性基础可以继续处理其他个人信息 。对于前一种情况，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时 ， 运营商就不能再以此为由来处理相关的个人信息了，其应当停止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主动予以删除 。
中国信通院数安智库专家、清律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熊定中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如果中国信通院只是调用展示 ， 并不存储和用作其他用途，那其实不构成信息处理者，相当于是受用户委托调用用户的运营商的数据来展示给用户，不需要承担删除的责任 。但如果做了留存以及其他非展示功能的处理，那就属于个人信息处理者，要承担删除个人信息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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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平台该如何处理？
虽然知情人士称，行程卡不存储个人信息 。但其他在疫情特殊时期产生的，且类似于行程卡的平台，未来应当如何妥善处理个人信息？
程啸指出，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应当是由个人信息处理者主动删除 。所谓主动删除的意思是指 ， 个人信息处理者首先明确表明自己已经履行了删除义务的承诺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左晓栋向财经E法分析了删除情况下存在的一些争议情况 。
其一，这是否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存期限未届满”的例外情况？他认为 ， 目前，法律法规对这类数据的保存未提出时限要求，这与网络活动日志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不适用例外情况 。
其二，涉及防疫的个人信息在收集时，其合法性基础本来就不是个人同意（虽然在流程上确实设计了个人同意的界面），而是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因此有特殊性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结束，显然没有再处理个人信息的必要 。左晓栋表示，不能以“将来可能有用”为由留存公民个人数据，除非法律对此类数据有明确要求 。
那是否可以脱敏后使用这些信息？左晓栋表示，“严格而言，匿名化后可以使用，因为不再属于个人信息 。”但左晓栋认为，很多人现在自以为的脱敏技术并不能实现“匿名化”，只是“去标识化”而已 。所以，除非经过严格论证，否则试图对行程卡数据“匿名化处理”后再使用，并不现实 。
虽然法律有明确要求，但个人信息是否真的被删除，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
熊定中以其代理过的删除权相关的案子为例指出，一般只能相信已经被判令删除的个人信息主体已经删除，要真的做到落地监督执行，可能只能依托于直接监管机构，比如网信办、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或者有权的公益组织进行监督，例如消协或者检察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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