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得益于将秉承不同投资哲学的基金经理，按照投资理念的相似性进行聚集的方式，广发基金近年来涌现出一批风格鲜明的基金经理，比如郑澄然、林英睿、王明旭、程琨、吴兴武、费逸等 。
根据海通证券的一份研报显示，2019-2020 连续两年，广发基金旗下都有业绩排名全市场前三的普通股票型基金 。不仅如此，主动权益产品整体业绩在大型公募中同样具有比较优势 。2019-2021年间，广发基金主动权益产品的绝对收益为94.08% ， 相对大型公募基金业绩平均值的超额收益为26.04%，位列第1 。
良好的业绩推动公司主动权益产品规模的快速增长 。以代表主动权益的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产品为例，2018年广发基金的主动权益产品的规模仅有676.79亿元，到2022年这一规模攀升至3944.41亿元 ， 排名也从第10跃升至第3 。
而早于广发基金采用这一模式的鹏华基金，却未能把握住绝佳的发展机会，反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
早在2015年，鹏华基金便开始实行分组制，分别成立了由梁浩、伍旋、王宗合三名老将领衔的研究部、投资一部、投资二部 。其中 ， 梁浩的研究部偏好成长创新，伍旋的投资一部擅长精选低估股票，王宗合的投资二部则主投白马蓝筹 。
尽管三个部门的投资风格十分鲜明，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公司主动权益投资方面业绩平平，对应规模始终徘徊在千亿之下 。
随着后来以袁航、王海青、蒋鑫、孟昊为代表的中生代与新生代基金经理初露峥嵘，梁浩、伍旋、陈璇淼等核心基金经理渐入佳境，特别是2020年鹏华基金打造出王宗合这一“国民基金经理”形象后，公司主动权益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从2019年的679.16亿元猛增至2020年的2124.98亿元 ， 王宗合个人的管理规模更是占到当年鹏华基金主动权益规模的1/4 。
文章插图
来源：东方财富Choice
但这种小组模式并非全无弊端 。当一种风格符合市场走势，特别强势、业绩很突出后，其他组的地位就会被相应的削弱，使得公司内部资源分配倾斜，投研文化变差 。
在我们此前的文章《鹏华基金：“造星”的另一面》中曾提到，因为在某只股票的看法上产生分歧 ， 鹏华某基金经理将业绩不好的原因归咎于研究员，最终该研究员离开了鹏华 ， 而这一幕恰好发生在王宗合“走红”后的2021年 。
此外，将同一类风格的基金经理分成一组后，基金“抱团”的现象可能会更严重，对于公司整体业绩的稳定性来说，面临着一定的考验 。而对于基金经理个人来说，分组是不利于拓展能力圈和全面发展的 。
03 治理的优劣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种制度都有其优劣 。
类似于“分封”的事业部制，更适合从零到一快速把蛋糕做大的阶段 。所以 ， 在彼时参与的公司中，鲜见大型公募的身影 。因为事业部制需要把平台资源分割成无数个小团队，但一百个小舢板捆绑在一起也不可能成为一艘航空母舰 。历史上的分封制，由于后期诸侯做大以后，相互割地为敌，纷纷开始行使天子的权力，最终土崩瓦解，不失为一种前车之鉴 。
八旗制，则遵循着“风格化投资”的思路，将同一类风格的基金经理分成一组 ， 各组保持鲜明的投资风格 。按照市场风格的轮动，基金公司每年都有机会涌现出一些业绩不错的基金经理和投资小组 。而其他组的地位就会被削弱，使得公司内部资源分配倾斜，产生投研文化变差、“抱团”更趋严重、基金经理能力圈难以拓展等诸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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