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政策传到基层就走样？一些干部道出心声( 四 ) _职能

如此，在执行过程中每个乡镇的“具体问题”，也无法生动反馈到决策层的视野进而调整或纠错。这些为了方便上级监督，借规范和技术而施加的形式工作，以及难以产生实效的反馈纠错机制，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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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几乎每天都要被文件包围（资料图）
另一方面，群众工作也在更迭。近些年，我国经济增长已不能再依靠扩大需求的三驾马车，供给模式表明新型政府和社会正在形成，政府服务对民众的回应性日渐增强，也显著提升了社会服务的人性化及民众满意度。
但同时，过去基层治理的强靶向性已转变为多元目标的复杂性。典型表现是，基层治理从生产治理转换到了生活治理。过去多年，基层治理主要是谋求地方经济发展，大量工作集中在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上。这就意味着，基层治理并不会深度介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对私人生活的干预较浅，很难和群众发生矛盾冲突。而今，中国已实现全面脱贫，基建更是全球翘楚，因此基层治理不能再过多倚靠国家分配到各地的项目，而变为了提振质量。无论是环保、创文创卫、乡风文明建设，都需要基层干部深度嵌入到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之中。
因此，基层治理在过去有效的一些方法及工具，很可能在目前收效甚微甚至南辕北辙。而伴随着网络技术带来的政务公开和全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度逐步提高，参与治理的意愿也逐步增强。如果基层干部没有紧密联系群众、关键时刻依靠发动群众，靠着规范标准的执行流程，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这在“人情化”最为明显的乡镇两级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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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层减负，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工作。其中，北京市平谷区下辖镇金海湖乡镇首发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举措便是一个正面案例。它在没有增加治理资源的情况下，完全通过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提高了治理绩效。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简而言之，是在机构减肥、基层赋权、双向考核、动员群众四方面做文章。
一位干部对我说：“基层干部累的累死、闲的闲死，一味增加人手就如同小朋友搭积木、垒高高。但保持平衡的最好办法，是夯实基础，是做减法。”
成功街乡首先做的正是“机构减肥” 。街乡机构从原来“向上对口”的25个精简为“向下对应”的6个，并优化了人员配置。精简后，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取代了多科室碎片化，减缓了信息阻隔、利于协同；另一方面，同类事务合并在同一部门一并解决，便利了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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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模式提高了基层治理绩效
其次，赋权基层。街乡是接触民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直接单位，重构后的街乡获得了一定的调度指挥权，也成为了管理和调度职能最为综合的一层。例如，社工对群众反应的问题进行收集整理，按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分别入库。入库后，街道负责统筹协调以及监督协作，具体事务由职能部门解决（共性问题综合治理，个性问题特殊治理）。
绝招，双向考核。以前层级式的考核督查制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上负责”、“材料考核”的顽疾。改革后，赋予基层考核上级职能部门的权力。例如，职能部门响应街道及解决民众具体诉求的情况，成为职能部门目标督查考核的重要部分，职能界定及业绩考核的初衷从对上回归对下，业绩和街道互为制约。